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

1、(10) WernerRings, LebenMitDemFeind:Anpassungu.WiderstandinHitlersEuropa,1939–1945 (München:Kindler,1979),112–1

2、(48) 參見：袁行霈，〈陶淵明年譜簡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849–8(龚自珍的诗四句短诗)。

3、(62)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詩〉，《雜誌》1(1910)，頁

4、(42) 《周作人詩全編箋註》，頁40引自註；1959(？)年3月31日與曹聚仁的信；《周曹通信集》第一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73)，頁

5、《中国古今题画诗词全璧》P9商务印书馆，2007年。

6、058期：《李清照：花有千重，心有千千结》

7、范成大《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8、當日披裘理釣絲，浮名贏得故人知。忽然悟徹無生忍，垂老街頭作餠師。(35)

9、白話詩寫不好，恐怕不全是謙辭。知堂在20年代初全力譯介日本小詩，包括俳句、短歌、川柳類，是因為它們最好體現了「詩歌本以傳神為貴，重在暗示而不在明言」的特色。(2)小詩適合抒寫剎那的印象，正滿足現代人的一種需要，但「單音而缺乏文法變化的中國語」難以翻譯或者擬作這種詩句。(3)是時新詩聖手，如徐志摩、謝冰心輩，「流麗輕脆」惜乎「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比水晶球，晶瑩美麗，到底不耐看。自從知堂發表〈五十自壽〉(1934)之後，冒著被左派作家攻擊復古的大不韙，開始重新操練舊的詩體、技巧和語言，似乎意味著他本人新詩試驗的結束，也意味著他打破新舊詩的門戶，舊瓶新酒，藉助用典銜接和意象跳躍來訴諸讀者聯想，造成隱晦迴旋、苦茶留甘的效果。其結果，是鑄就了半個多世紀以來闡釋學上的公案。作者微旨，如祖師西來意，始終在可說不可說間。

10、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11、此《梦游天姥图》乃画家王学浩为昆山名士李增厚所做。图后有李增厚自题长诗及多位名士题跋，跋者有名满天下的大才子龚自珍、状元石韫玉、袁枚女弟子归懋仪等等，众跋之中又以龚自珍题诗最富感情、也最为珍贵。看此画名称，往往会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联系起来，实际上此画并非李白诗意，而是“天姥”之“姥”与“母”同音，李增厚借以抒发思念母亲之情也。

12、Hamburger,Käte. DieLogikderDichtung.Stuttgart:ErnstKlett,19

13、前写海为坟，后写坟为海，环复相应，下“神思无形”四字乃见其切。视其文字，“云水环壅，天色垂缥”这样的修辞以龚氏之能固不消说，后以“旷浪”写坟地积水，虽出意外，却形神兼备，音韵沉朗，才更是不细品不见其功。

14、(43) 根據匿名審稿人提出：「這首詩寫於1943年3月16日，其諷刺對象或與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人事變動有關。1943年2月4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改組，全體共署辭呈，但只有周作人自己被批准辭職。」設若如此，則典故對現實的指涉或有不可知的因素。

15、需要說明的是，首先，依照德國文學批評家KäteHamburger的觀點，抒情詩的歷史作者和創作人格(lyric‘I’)之間的關係是永遠無法定性的。(8)我們通過詩歌解讀的知堂，只能理解為這些作品的創作人格，而非其歷史作者。歷史中的個人，有更加深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不能為其作品所涵蓋。但儘管如此，這一創作人格畢竟有其時間、空間和身份的特殊性；「知堂」創作人格雖然不等於歷史作者周作人，但對二者的探討所採用的史料和方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重疊。其次，當前學人(有特殊意識形態限制或目的的研究除外)對中國二戰期間淪陷區經驗的探討，早已超出了抵抗與投降的二元對立、亦即所謂「忠奸」、「漢賊」之二元道德對立的層面，(9)而是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即在黑白之間有廣大的道德模棱的灰色地帶。西方學界對二戰期間德國佔領區內個人選擇的描述，常常以合作(collaboration)、抵抗(resistance)、妥協(accommodation)進行描述，但這三個陣營之間不是壁壘分明的，而是有著千瘡百孔的邊界和毛細血管般的有機滲透。哪怕是選擇「合作」，也有「中立性合作」(與新現實妥協苟活)、無條件的意識形態合作(全面認同納粹意識形態)、有條件合作(通過合作實現個人目的)、策略性合作(從內部瓦解敵人；合作即抵抗)的不同形態。(10)毋庸置疑，這最後一種合作形態，是最有利於合作者們的自我辯護的，也是戰後國民政府漢奸審判期間受審者(包括周作人)採取的主要辯護策略。至於他淪陷期間的具體作為功過，有法庭記錄和大量學者論述，(11)不是本文的主要著眼點。我所關注的，僅涉及到他在文本中對自身作為歷史行動主體(historicalagent)的定位和闡釋。限於文章篇幅，本文不擬探討這些作品在戰爭中單篇傳播和發表的文本及情境，而主要關注自從1944年10月它們在《雜誌》(12)上結集發表以來面對世人的形態，探討這些文本作為作者的藝術後身(after-life)，在佔領的“閾限空間”行將收場之際，向當時與後世的讀者傳達的意義。

16、“飘萧”是稀稀拉拉的意思。岂有文章惊海内？但无富贵逼人来，事业无成，年华已逝，而天地之间没有泯灭的，仍有那未染的童心。(据《周易》孔疏，阴爻称阳爻称六九即阴阳。)

17、龚自珍撰《定盦文集》三卷，同治七年仁和曹籀刊本，书牌

18、陆游卒于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这首《示儿》诗是他临终前写的，既是他的绝笔，也是他的遗嘱。

19、而诗人却以“北定中原”，来表达其生命中的最后意愿，以“无忘告乃翁”作为对亲人的最后嘱咐，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20、对于旧体诗，鲁迅先生在对友人的信中，曾表达过一些见解：“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2)对于自己亲自创作的旧体诗，鲁迅先生也曾说道：“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自己记得的也不过那一点，再没有什么了”又说：“旧诗本非所长，不得己而作，后辄忘却。”(3)从给友人的信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鲁迅对于自己创作的旧诗似乎是持着“轻视”的态度的。可实际上却不然，鲁迅对于自己创作的旧诗是颇为珍视的。在给编撰《集外集》的主编的信中，鲁迅多次问询自己的旧诗，并反复叮嘱，担心遗漏。此外，鲁迅对自己创作的旧诗常常反复推敲，认真修改。如《自嘲》一首诗，最初在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载为：“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而在鲁迅1932年12月21日日记中写道的“为杉本勇乘师书一箑”的这首诗的颔联“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已改成了“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中的“对”字也改成了“看”宇。而在编选《集外集》的时候，鲁迅又将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中的“看”改回了“对”字。一首“不受重视”的小诗，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经历了几番修改，可见对于自己的旧诗鲁迅先生是很重视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说出“轻视”自己旧诗的话呢？想来原因有二：一则，鲁迅先生公开的身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大力提倡白话文的。鲁迅先生自己也曾说道：“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4)并且他是希望中国的青年们“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5)旧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按照鲁迅的观点是应当被摒弃的。其鲁迅的旧诗中时常是会表露出一种颓废的、怀疑的、消极的情绪来，这是他的小说、杂文所不曾体现出的。如其“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这类诗句，其中弥漫着浓郁的消极的精神。充满着私语性，是不宜公开发表的。而相对于旧诗，鲁迅可能更重视自己的其他文体。故而说出“轻视”的话来，也不为过。可鲁迅既然“轻视”旧诗，怎又会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旧诗。鲁迅创作旧诗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21、Chan,Pedith.“TheDiscourseofGuohuainWartimeShanghai,” EuropeanJournalofEastAsianStudies 19(2020):263–2

22、(35) 周作人，《周作人詩全編箋註》，頁

2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

24、(85) 我最近完成的英文著作手稿The PoeticsofMemory:WangJingweiandChina’sWartimeCollaboration(標題暫定)，前半部分是一部完整的汪精衛傳。本文對汪精衛生平的觀點來自我個人的整理和思考。

25、摘要：生活在北平淪陷的「閾限空間」下的周作人，選擇了用「打油詩」這一自置「正體」傳統以外的文體進行自我表述。以隱晦著稱的〈苦茶庵打油詩〉，因此具有了相當的閾限文本性質，承載了周作人在新舊、中日、個人與民族國家之間的自我反思。本文試圖探索的便是在抵抗與合作之間廣闊的道德灰色地帶，以及周作人在淪陷的歷史情境下自處、自適、自圓的話語邏輯：淪陷下的日常和生存是否合法？除了潔身自好的出世選項之外，積極入世的儒家精神、甚至救世的佛家精神是否還是士人合法的道德選項？我們是否可能、或者應當憑藉想像中未來對當代的政治和道德正統的評價，作為行為指南？最後，通過對周作人戰後繫獄期間詩作裡「飼虎」與「食人」意象的解讀，我提出周作人始終堅持的是以個人主義的立場對民族國家正統和歷史正義敘事的反抗，儘管在淪陷之後，他的個人主義不能不淪為第二義的、從主導性二元對立敘事的逃逸。他的「半新不舊」的詩歌作品因此始終是一種閾限文本，在分明的世界之間，摸索著意義的裂隙。

26、龔自珍，《龔自珍詩集編年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